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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之诸子,固无反对孔子者。
六经构建了一个作为中华文明之正典的文本世界,此一文本世界的建立在古代以色列、古印度和古希腊等各大文明中构成平行性的事件。王官之六艺经由被符号化为圣人的孔子的改造,发生了由史而经的转化。
换言之,秩序的原理不再是与宇宙节律合拍,而是无法脱离人性的根据。但三代本身作为有限的历史和社会,并不能穷尽形上之道,道并不会被三代社会所封闭。史官书写的《春秋》与孔子所作之春秋,在所载之事上,并无本质区别,经之所以为经,并不在于所记之事。六经作为中华文明的历史性精神的表达和延续,在今天面对跨文化的处境,它必须在与其他文明的经学文本中辨识自己的位置,重新认识自己。每一个时代的人们必须根据对六经文本的理解和对自己所在时代与社会的参与来运用六经,这一运用同时就是激活。
五经的文本世界因此不再被视为表达个体思想和情感心志的子学言说,而是被视为向着历代圣贤人格开放的神圣文本空间。经的成立借助了史的外壳,在政治性的天下业已被缩减为膨胀了的国的失序状况下,《春秋》以一国之史为基础,以属辞比事的象征性方式,承载天下之规范性和普遍性的义法。25 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第39页。
贺麟的宗教观是一种普遍主义的宗教观,这最终决定了他将礼教视为宗教。而乐教必须与礼教相结合,否则乐容易单纯以美为目的,而成为纵情肆欲的诱惑品。《周易》中既有讲求道德行为应当遵循时(时间)的标准,又有位(空间)的标准。就礼教而言,礼教中有礼义,即精神层面。
细究起来,礼亦有其人为的权断成分,亦有其自然的成分。在近现代史上,以康有为、陈焕章为代表的孔教会试图建立社会性的礼乐宗教制度,将礼教宗教化,认为礼教是孔教的核心内容,而作为宗教的孔教,其本质是人道教【3】,不同于西方以神道为偏重的基督教,且优于西方基督教。
康、陈的观点遭到新青年们和新儒家(以梁漱溟和冯友兰为代表)的同声反对,他们认为孔教、礼教其本质就不是宗教,而是以道德伦理为主,将之宗教化不符合启蒙运动以来科学日益昌明而宗教逐渐衰微的现代文化取向。宗教二字,在英文为厘里近(religion)。【15】贺麟创造性地将知识领域的时空问题引入行为领域,认为礼就是道德律之实施而符合由理性所规定的时空标准(适宜标准)的行为:盖无论冠昏丧祭之礼、祀郊祀天之理、日常应接酬酢、动容周旋之礼,皆有很重要的时间成分。而那些礼仪节文不过是安慰和节制情感的表现,这就像诗一样,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感将现实进行违背理智的改造,但同时我们知道这些并不是真实的,这与科学并不相违背。
10 贺麟:《新道德的动向》,张学智编:《贺麟选集》,第126页。而梁漱溟则对礼乐进行心学重构,开启了音术家王光祈、美学家朱光潜、宗白华礼乐的现代美学营构。但将礼教视为宗教,则有其独特性的一面。又以传统礼乐精神为脉络,审视西方文明,重构礼乐的大同主义或普遍主义【1】,这是礼乐重构的中体西用模式。
)19 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第38页。12 朱光潜:《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朱光潜全集》第九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03页。
就对礼乐的现代性诠释而言,贺麟集民国学人之大成,强调礼的宗教性、道德性与艺术性的合一:一方面主张吸收耶教的精神以充实礼教的宗教性,这是对孔教派将礼宗教化的继承与超越。23 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第39页。
基督教文明实为西方文明的骨干,其支配西洋人的精神生活,实深刻而周至,但每为浅见者所忽视。贺麟对礼教的宗教化诠释,注重吸收基督教的精神,以提升礼教的精神超越性,使之具有神圣性维度,为礼之进入人伦道德领域提供更深邃的精神支撑。贺麟先生曾留学美国和德国,接受了系统的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的学术训练,他立足于儒家的精神,以西方的文化模式、哲学范畴和学术观念来重构传统礼乐,使之获得了一种指向未来的新的开展。当然,作为孔教会的两个代表性人物,康有为和陈焕章关于孔教之作为人道教的思想略有不同。(参见陈焕章:《论孔教是一宗教》,李建主编:《儒家宗教思想研究》,第35页。宗教则为道德之注以热情、鼓以勇气者。
这是对王国维、梁漱溟、冯友兰、宗白华、朱光潜等人将礼艺术化的继承与发展。他认为: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谐合体。
在国家制度层面,从清王朝被迫废除外国公使的朝觐跪拜礼,到中华民国初年颁行新礼制、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祀孔祭天,再到南京国民政府1928年成立礼制服章审定委员会拟定《民国礼制草案》、新生活运动中对礼乐的强调、1943年成立礼乐馆开始议礼制礼等,可以看出传统礼乐制度在面对西方文明冲击时如何逐渐解体,又如何被重构的曲折过程。而后世礼教之失,正在于忽视了礼的艺术化的一面,忽视了其音乐性的一面,因而逐渐成为一种抽象的道德命令。
4总之,由于宗教在知识分子那里普遍被批判,对宗教的警惕【5】,使得新文化运动中,无论是肯定礼教或反对礼教的人,都首先将传统礼教看成是一种道德、伦理、教育和政治,乃至艺术。这种独特性可以用两个定义表现出来,即礼者,理也和礼时为大,在贺麟看来:礼时为大礼者理也,故礼不仅是抽象的道德律,也不仅是符合时空标准的自然行为与实用行为,而乃是理与时之合。
他认为,中国传统礼教本身也有着与宗教同样的文化标识——仪式和精神追求——人伦道德,应该接受基督教的精华以充实礼教。)2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9-10页。在注重提升礼教的精神超越性时,贺麟也注意到礼教的乐感性和艺术性的一面,创造性地发挥康德哲学,对礼做出艺术化诠释,为其奠定了现代理性哲学的根基。真正的礼教,恰恰是比道德训导更高一级的境界,使得道德理性化为一种艺术化的道德行为。
18 如其所言:内心谐和生活,好比一种音调。三、由理进礼——道德的艺术化与理性自由贺麟认为,有礼的行为绝不是一种单纯的服从某种命令或规范的道德行为,而必然是一种艺术化的道德行为。
第二点,他主张吸收基督教的精华来充实礼教。【16】他强调,礼作为道德行为,符合理性所规定的时间标准,这个标准既是理之所当然处,又是情之所不能自已处,是情理合一的,或者说是群体性与个体性的交融。
21 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第38页。【17】在贺麟看来,礼时为大的确就包含有礼空为大之意,道德律之实施,即道德行为不仅要符合理性所规定的时间标准,也要符合理性所规定的空间标准。
在天为本然,在人为当然。)4 梁、冯二人将礼乐视为道德化的艺术和艺术化的道德,乃为笔者之概括。二、礼的乐感化和艺术化贺麟曾在1938年的《新道德的动向》一文中提出,新道德的建立,必须采取学术化、艺术化、宗教化【9】的途径,也就是建设吸纳西方文化观念(艺术、学术)的新礼教。在贺麟这里,儒家礼教在未来世界的新展开,并不是学习基督教的组织和仪式,而是吸纳其根本的精神。
梁漱溟首先发掘了这种礼教的真精神、真意思,将礼作了乐感化、心学化的现代诠释,将之视为一种道德化的艺术。……将使儒家思想无法吸收西洋的艺术、宗教、哲学以充实其自身,因而亦将不能应付现代的新文化局势。
7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第9页。【27】礼教并不违背自由,恰恰是人性的尊严——理性的自由的保障。
他强调道德与艺术虽然有区别,但是最高的道德与艺术应当是同一的:当道德也变为一种源于自发性和内在和谐的、直觉的或本能的行为的时候,那时道德必定会变成艺术。(参见陈焕章:《论孔教是一宗教》,李建主编:《儒家宗教思想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6页。